次日凌晨，又引领特务到曲江市郊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家中，抓走李大林夫妇、弟妹、译电员、保姆共7人。
当郭潜和特务从李大林家出来路经五里亭车站附近时，正好遇到刚从东江老隆回来的粤北省委组织部部长饶卫华，就这样，饶卫华也被捕了。
28日晨，郭潜译出了南委要他撤退的电报，庄祖芳认为南委已有准备，破坏无望。
郭潜却说，赶快去还有可能，他与方方关系好，有了方方还可以破获设在另一处的秘书处，有了这个秘书处还可以破获设在闽粤边的南委大电台。
5月30日，又由郭潜引领，将撤退到乐昌的廖承志逮捕。
6月初，中统特务在郭潜的引领下，直扑南委机关所在地粤东大埔，企图破坏南委机关。
由于南委已从谢育才的报告中知道江西省委被破坏的情况，并对粤北形势有所警惕。方方先后召开几次会议，作出应变计划。
除电示郭潜立即撤退外，主要是：通知大埔角的南委机关干部立即转移到百候隐蔽待命；彻底清理文件；加强电台保卫，准备疏散转移；确定主要干部撤退路线和地点。
当时安排张文彬经兴梅到东江曾生部，涂振农经饶平去潮汕，方方则先转移百候，指挥整个机关转移撤退，情况如有变化即向福建转移。
南委虽然采取了上述应变措施，制定了疏散转移方案，规定了主要干部撤退路线，但显得仓促紧迫，而且在转移过程中又没有严格按照撤退路线走，最终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6月6日，庄祖芳等一帮武装特务在郭潜引领下，到达大埔县高坡镇。
此前一天，原定经饶平走山路转移潮汕的涂振农，却临时改道拟经高坡镇乘船顺韩江而下去潮汕，此时也到了高坡镇。
6月6日中午，涂振农在高坡镇轮船码头等候南下的轮船时，恰巧与乘船去高坡的郭潜等相遇，因而被逮捕，后也叛变了。
郭潜等叛徒、特务又立即从码头奔向高坡镇，包围了真真照相馆，而真真照相馆的楼上就是南委高坡交通站，交通站负责人杜国宗被捕。
当天中午，高坡镇一批学生因到真真照相馆取照片也被扣留，该校校长黄道生前去交涉，被郭潜认出是区委书记，因此也被捕。
同日下午，张文彬亦到达高坡，并派人到交通站取款。郭潜认识张文彬的笔迹，遂派特务到旅店逮捕了张文彬和护送张文彬的百候小学教员、中共党员邱鸿耀。
当晚，武装特务在郭潜引领下，逼迫涂振农的交通员王亚华带路，又扑向距离高坡镇50里的南委机关主要据点大埔角。
7日凌晨，便分头包围了南委机关联络点天成商号和方方在新村的驻地。
新村的群众因受过党的教育，警惕性高，发现情况立即鸣锣吹号，点起火把，大呼“土匪来了！”
特务不明虚实，仓皇退去。对南委机关另一驻地墩背，郭潜害怕有武装保卫，没敢再去，只在天成商号抓了店员曾友深便急忙退回高坡镇。
当晚，武装特务便押着张文彬、涂振农、杜国宗和邱鸿耀乘船离开了高坡镇。
至此，因郭潜叛变对南委机关造成的破坏暂时停止。可是，破坏事件并未到此为止。
中统特务袭击南委机关后一个月，郭潜又带领特务到桂林，破坏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
1942年7月9日，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桂林市委书记兼省工委妇女部部长罗文坤、市委委员张丽贞，南委交通员张海萍以及梁耀宝、黎赫等6人被捕。
梁耀宝被捕后叛变，供出其所掌握的组织和党员。张丽贞被捕后从狱中写信给表姐，将梁耀宝叛变的事通知省工委书记钱兴，让他迅速离开桂林。
钱兴得知后，转移到桂西南特委书记彭维之寓所，研究组织撤退转移工作。
11日下午，彭维之在家中被捕，钱兴得房东掩护脱险撤到灵川，这就是广西的“七九事件”。
从7月9日到9月1日，国民党中统特务在桂林市内和郊区的临桂、临川县逮捕了中共党员34名、群众多人，梁耀宝所知的中共地下组织全部被破坏。
彭维之在“七九事件”后表现得很坚定，被捕后在狱中坚持斗争了半年，他领导和掌握的组织未被破坏。
钱兴认为他是1936年入党的老党员，有斗争历史和经验。因此，在玉林和南宁地区除撤退了一些比较暴露的干部外，其余党员暂时未撤离。
但在郭潜等人的威胁利诱下，彭维之于1943年1月上旬叛变，供出其所掌握的300多名党员名单。特务据此在玉林、南宁等地进行了大逮捕。
自13日起在玉林地区共逮捕中共党员30多人，群众20多人；14日午夜至15日，在南宁地区共逮捕中共党员70余人，群众30多人（即一一·五事件）。
以上三次事件，被捕的中共党员130多人，群众60多人，广西省工委及桂林市委、南宁市委、武鸣县委和北流、横县、玉林、龙州等特支等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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