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被捕后经受不住国民党特务的威逼利诱立即叛变投敌，并供出党的许多核心机密，成为破坏南委及其下属组织的另一重要罪魁祸首。
在郭的引领下，国民党特务先后破坏了粤北省委、南方工委和广西省工委。
“南委、粤北省委事件”是国共合作抗战时期国民党顽固派有预谋地在华南地区制造的一起影响较大、后果严重的重大事件。
它不仅使我党在华南地区的组织发展受到破坏，党在华南的工作受到削弱，也给整个华南抗战大局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南委”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建立的派出机关，代表南方局领导江西省委、粤北省委、粤南省委、湘南特委、广西工委、琼崖特委、闽西特委、闽南特委、潮梅特委、大埔县委和闽粤边委。在这次事件中，“南委”本身及其部分下属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一是中共江西省委遭到彻底破坏。从1941年7月到1942年间，江西所属党组织基本瓦解，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和绝大多数支部遭到破坏，2000多名党员被捕。江西省委遭到破坏，成为“南委、粤北省委事件”的发端。
二是中共粤北省委遭破坏。郭潜被捕叛变后的当晚便引领特务南委曲江交通站，交通站负责人司徒丙鹤夫妇，交通员曾平、陈二叔被捕。
次日凌晨，郭又带领特务逮捕了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及其妻子、弟妹、译电员、保姆等7人。随后，又逮捕了省委组织部长饶卫华。郭还供出廖承志在乐昌的住址，引领特务于5月30日秘密逮捕了廖承志。
三是中共南方工委遭到破坏。1942年6月初，在郭的引领下，国民党武装特务专车前往大埔县破坏南委机关。
由于谢育才报警，南委有所警觉，南委机关绝大多数人员提前安全转移撤退。但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后叛变）先后被捕，南委书记方方险遭不测。
南委高坡交通站负责人杜国宗、地下党区委书记黄道生、百侯地下党员丘鸿耀、南委交通杨保华及其母亲丘解老妈妈等人被捕。
四是中共广西省工委遭到破坏。1942年7月9日，中统特务又在叛徒郭潜的引领下前往广西桂林，制造了广西“七·九”事件，导致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省工委妇女部长兼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等29人被捕。
省工委书记钱兴幸得房东掩护，脱险撤退。广西省工委协助组织部长黄彰搞组织工作、原桂西南特委书记彭维之于7月11日在桂林被捕，关押半年后叛变投敌，供出桂东南、桂西南地区党员名单91人，致使广西中统特务在1943年1月又制造了“一·一三事件”和南宁“一·一五事件”。
广西“七·九”事件及其后续发展，已是“南委事件”的尾声。
1942年6月6日，叛徒郭潜带领国民党武装特务在高坡镇德和旅店逮捕了“南委”副书记张文彬。
张文彬坚贞不屈，英勇斗争，1944年8月牺牲于江西泰和狱中。张文彬的护送人员丘鸿耀以及南委交通杨保华等，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受尽酷刑，英勇牺牲。
中共广西省工委是南委领导的下属组织，又因南委组织部长郭潜叛变投敌后带领国民党特务前去抓捕而遭破坏，因此广西“七·九”事件是“南委事件”的延伸。
在这次事件中，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妇女部长罗文坤、中共南方工委特别交通员张海萍等被捕后壮烈牺牲。
“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发生后，广东各地党组织十分危急。根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指示，除沦陷区、敌占区外，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一律停止活动。
在这期间，党在国统区的组织活动被迫停止，党员实行隐蔽埋伏，上下级不发生组织关系，不发指示，不开会，支部也暂时不开会，不收党费，党员之间互相不发生组织关系。
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党的组织活动停止以来，南方党的组织、宣传、统战、军事等各项具体工作均受到较大程度的削弱。
1942年底，南方局根据形势发展，指示广东党组织以尹林平、梁广、连贯、何翠姑等组成临时省委。
1943年1月，中共广东临时省委成立，以尹林平为书记，并决定在国统区各地恢复组织活动。
1944年以后，各地党组织陆续恢复活动，党的各项工作得以重新开展，并有了新的发展。
“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发生在抗战相持阶段这一重要时期，给华南地区国共合作抗战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着实令“亲者痛、仇者快”。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是全面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委、粤北省委事件”之后，南方党仍以抗战大局为重，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大旗，建立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粤中抗日解放军等党领导的敌后抗日的武装力量。
这些武装抗击着华南60%以上的日军，牵制了大量日军，成为华南抗战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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