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五、六月，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南制造了“南委、粤北省委事件”。这是继“皖南事变”之后在华南地区制造的又一起严重fǎn • gòng 事件。
事件发生后，给华南地区党的组织发展以及合作抗战工作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本章试图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发生的原因、影响及其历史启示进行初步探讨。
1938年日本占领武汉、广州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于战线太长，日本停止了全面战略性进攻，而把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巩固其后方。
与此同时，日本对国民党的战略政策作出重要调整，即由“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发生重要影响。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
这次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fǎn • gòng ”的方针，此后，又先后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法》等，企图限制、打击、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同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掀起第一次fǎn • gòng 高潮。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全国掀起了第二次fǎn • gòng 高潮。
这些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抗战的态度发生重要转变，即由对外转向对内，客观上表现为消极抗日、积极fǎn • gòng ，从而对全国各地自上而下的fǎn • gòng 活动起到强烈的指向和催化作用。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fǎn • gòng 逆流，迅速波及华南。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伍智梅从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回来后，即迅速传达“限共”、“fǎn • gòng ”政策。
随后，改组了四战区政治部，fǎn • gòng 分子邱誉任主任，大肆排挤、打击共产党人。
1939年11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亲到韶关，高唱fǎn • gòng 论调，煽动fǎn • gòng 热潮，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延安无一伤兵”，声称要“严防共党活动”、对共产党实施“法律制裁”。
此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广东的fǎn • gòng 活动变得更为猖狂。
1940年春，国民党广东当局下令逮捕“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总队部干部，解散“抗先”总队部和各级队部。
1940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在东江地区制造了“博罗队事件”，并进攻转移途径中的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致其损失惨重。
3月，又制造了南路“周、文事件”和合浦“白石水事件”。
10月，fǎn • gòng 顽固派进攻琼崖美合抗日根据地，制造了“美和事变”。
1941年5月，国民党广东当局查封了广东省委的机关报《新华南》。6月，又制造了“廖jǐn • tāo 事件”，廖被迫害致死。
广东国民党顽固派并不满足于这些“小胜”，而是把魔爪继续伸向破坏和摧毁共产党在华南地区的领导机关和组织系统，以图从根本上消灭华南地区共产党。
而破坏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及其下属组织系统便是其首要目标。
广东国民党顽固派在fǎn • gòng 活动中充当急先锋，华南地区的fǎn • gòng 浪潮一浪盖过一浪，这种地方性因素也就成为“南委事件”发生不可避免的重要诱因。
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南委事件”的发生亦概莫能外。
除了上述客观因素外，南委内部掌握党在华南地区核心机密的领导干部及有关工作人员发生叛变是“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发生、发展不可忽视的主观原因。
在这次事件中，南委及有关下属组织几个重要干部的被捕叛变行为，使得事情朝着恶化的方向发生连锁反应。
首先是江西省委交通李铁拐（原名萧三省）、赣西南特委组织部长李照贤秘密叛变，国民党特务利用叛徒密捕了省委书记谢育才。
随后，江西省委原代理书记颜福华被诱捕叛变并死心塌地为国民党特务效命，江西省委电台受到破坏，电台台长林云生及有关工作人员在中统特务和颜福华的挟裹下先后叛变。
直接导致省委电台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所掌控，对外严密封锁。南委虽有所警觉，但在大半年的时间内对此仍无法查证和有效识破。
颜福华成为“南委事件”的重要祸首之一。
江西省委被完全破坏后，国民党特务把目标集中于南委机关及其下属的其它组织系统。
南委在被国民党特务所掌控的江西省委电台提供假情报所蒙蔽的情况下，派组织部长郭潜前往曲江与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去接头，但不知谢已被捕关押。
南委在接到谢育才越狱报警后，及时给郭潜发出紧急撤退的电文。郭潜因未及时翻译电文并撤退，遂于1942年5月26日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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