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于章志纯的态度骄横，冯琦也就采取忍让态度。
事实上，章志纯对于所谓说服工作，毫无经验，他与谢育才交谈数次，最终失望而归，只好还让冯琦去谈，但谢育才还是沉着应付，总推说没有什么可以贡献。
冯、章二人为此极为焦急，彼此猜疑，埋怨对方，甚至于在谢育才面前就相互争吵起来。
1942年4月初，特务从唐敬斋处获悉中共南委从邮局寄信给谢育才，要谢5月中旬到曲江找“二叔”（郭潜）洽谈。
章志纯把南委来信交给颜福华看，要他去诱逼谢育才去曲江，颜只能答应。颜福华要谢速作去曲江的准备，好好为“国民党立功”。
1942年4月30日，当夜月明如昼，谢育才、王勖趁特务不觉，狠心丢弃了自己的幼子，悄悄越室逃跑。
次日一早，特务们发现后不免乱了阵脚。不久，中统局斥责庄祖方的电报也来了。电文中命令特务着力追寻二人，设法挽救这一“损失”。
这使得特工们更加烦恼，特别是冯琦，他已向熊式辉夸了包破南委的海口，骗到了五万元巨款，他认为跑掉谢育才事小，转眼5月15日到期，谁去曲江“应约”诱破南委则是最大的问题。
据现存的中共南方局史料中谢育才的自述所载：当敌人询问他有关南委驻地和“全福处”是人名还是地名等情况时，他想到如能出去找到中共福建平和县长乐地区的区委书记张全福，就可以找到南委报告情况。
于是谢一面搪塞敌人说“全福处”是地名，在龙岩白土区；一面开始积极准备出逃。
1942年5月22日谢育才与王勖历经艰险，逃到福建平和县长乐地区的下洋村，找到了区委书记兼南委电台安全保卫负责人张全福和南委机关保卫负责人刘永生，谢向他们汇报了江西省委遭破坏的情况，刘永生要他连夜写个书面报告，次日送交南委。
对于江西的中统特务，破坏中共南委之事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们决定赶赴曲江作冒险之旅，希望有意外的收获。
庄祖方从泰和选调了6个特务连同颜福华一起，于5月8日出发，12日到达曲江。
他随即去了广东省调统室，调用叛徒冯达协助侦察，开始对位于风渡北路一纸铺的中共南委通讯处布置侦察守候，想从该通讯处发现破坏南委的线索。
5月14日，由颜福华出面向南委通讯处投“报到信”，以后隔日去催问一次，顺便试探情况，直到20日下午还无人答理，而特务们也没有在通讯处找到线索。
坚持守候到5月25日，有两名中共交通员去旅社找颜福华了。当晚，庄、李、颜及冯达等人秘密商议，决定待交通员再来时，即下手逮捕。
5月27日一早，两交通员又去旅社，颜福华等便随同步行约四里，在两岸无人烟处登上一小艇，驶入江心停下，随后庄祖方派几个特务分雇两只小艇，追随而来，照预约的暗号打了招呼。
也许是特务们的运气，同日下午4时左右，叛徒孔昭新、罗卓明在曲江马路上，偶尔瞥见了他们原来的上级、曾任江西省委书记的郭潜、张绍祖（又名张健行，中共南昌市委书记）。
庄祖方即命孔昭新拘捕郭潜，并把郭等二人押上汽车解到国民党七战区长官部联秘处的一间空屋内看管。
与此同时，庄通知李刚会同颜福华等将艇上两名交通员也捕押到这里。
接着，特务们向郭潜进行诱降，郭起初不理。颜福华对他说：“谢育才被捕叛变在先，江西省委和所属组织整个都完了，整个都‘自首’了，谢育才也来到了曲江。”
他还为国民党中统组织作宣传，说：“早先不知道国民党内部真情，其中确有‘进步的真正为三民主义奋斗’的力量，在起着核心作用，所以也就促成了抗日之举。”
又说，他们并且很重用转变分子，徐锡根（冯琦）怎样有权，这班人都在冯手下，你还是到国民党来继续领导我们“抗日反帝”好了。
从“民主主义”也可以走向共产主义等，都是中统特务们对被捕者“心战”的一套“理论”。庄祖方还一度介入插言，要郭不用迟疑，应该当机立断效法张国焘等走“三民主义”道路。
叛徒孔昭新长于口才，又熟悉国民党的一套歪论，这时更在郭前大鼓如簧之舌，似乎为郭设想，叛变竟是一条“新生的康庄大道”。
郭潜身为中共南委组织部长，听了这番谬论，革命立场居然为之摇动，乃要求见其特务负责人，说若能答应他几个条件，便愿相从。
庄祖方自承可代表中统方面对郭谈话，郭潜即向庄提出：
“（一）准我立即回家一走，因深夜不归，我妻会惊慌；（二）家里有共党的经费九万，要求留给万元作家用；（三）准许我永远不公开露面；（四）保障我的安全和维持家庭生活。”
庄祖方听了这些自私的条件，乐得满口答允，立即准备伴随郭潜返家一行。
当时有联秘处秘书丁某前来阻止，认为决不能轻率地相信依从他。庄祖方坚持可以，保证有利无患，随派李刚和颜福华、孔昭新跟郭潜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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