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潜回家后，转而要求留下党的经费三万私用，李刚做主应允了。
郭更加兴奋，对特务感恩戴德，他马上向李刚献计立即行动，扩大“战果”。
李找了汽车，郭指引李刚等首先破中共南委在曲江的总交通机关，逮捕了总交通等三人，转而又引路驰往五里亭破坏粤北省委总机关，逮捕了省委书记林某（李大林）和女交通员阿李。
归途中，郭在汽车上先后发现省委组织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在路旁行走，便立即指引李刚一一逮捕，全部关押在联秘处的空屋里。
郭潜主张赶快审讯女交通员阿李，说阿李是跑始兴县电台的交通，逼她“自首”，便可以利用电台蒙骗南委书记。
庄祖方、颜福华就连夜向阿李进行诱逼，可是这位未满二十岁的年轻女子，始终装作不懂话而摇头不理，如此约经一小时，特务便下毒手将她狠狠鞭打，而她还是坚不吐实，直到午夜过后，特务也倦极不支，只好暂时收场。
1942年5月22日谢育才逃抵福建平和县向党报警后，南委曾于5月24日给曲江郭潜发了密码电报，要他取消与江西的联系，迅速撤退。
5月29日晨，已被特务允许独身回家的郭潜从家出来，向庄祖方报告说，他被捕前一天，接到南委一份电报，因电码不明，没有译出来，昨夜再仔细翻查，原来是要他立即离开曲江，免遭危险等语。
庄听后马上断定南委已得到了谢育才的通知，担心去大埔破坏南委机关会落空。但郭潜却说，只要赶快去，还有希望。
于是庄祖方、李刚等，忙着作去大埔的准备，定于5月31日出发。他们遂把所捕获的多人移交粤省中统特务机关接管。
5月30日早晨，郭潜忽向庄祖方报告说，中共南方局委员、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现正住在乐昌，他是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撤回内地，途中暂在乐昌小住的，应先把他逮捕，迟了恐要走脱。
庄祖方一听，喜出望外，立即将此情告知了广东省联秘处秘书丁某。丁说：“余长官早就向总裁（蒋介石）请求过，总裁指示，发现他（廖）格杀了事，如今先捕来也好。”
庄祖方听了不免失望，这与他更恶毒的诱叛立功企图完全抵触，于是便不再和丁谈下去，转而复和郭潜商定，由郭潜写一字条，通知廖承志即日去桂林，谎称其任务是“疏散聚集在桂林的进步文化人”，并送给“旅费”一万元，由一个伪装的交通员去送给他，务必诱使他当天下午乘火车去桂林。
因为廖住在一条狭窄的街道，汽车开不进去，只能诱出后在火车站附近绑捕，然后在曲江另换车辆将其秘密押送江西，以免为七战区司令长官部知悉抢了头功。
至于伪装交通人，庄祖方让郭潜选择，郭潜对几个特务都不中意，最后庄祖方决定亲自出马充当。
当日下午，庄祖方率李刚、行动员黄鹤林、陈文卿，借乘省政府的一部小汽车，悄悄地前往百里外的乐昌县。
车到乐昌已是下午4时，庄祖方命黄鹤林遥随其后，注意他所去的户宅。庄祖方进入廖的住所，见到了廖承志，送上郭潜的亲笔函，又特别提出希望他最好当天就去桂林，廖却说须过一天去。
庄祖方一时无计可想，只好暂时退出。
黄昏时，庄祖方又去找廖承志，隔着大门诡说钱掉了，求廖借助旅费。趁廖开门时，突由李刚、陈文卿闯入，挟之急走，并向廖说是“奉蒋委员长命来请你的”，庄祖方还和黄鹤林入其卧室，代取行囊略施搜索，然后掩门而去。
廖承志在被押解回曲江途中，方明白郭潜已投敌，面对庄祖方的巧言游说，廖报以笑声和回击，使庄未敢再饶舌。
车到距城五里处停下，庄和李刚步行入城，打算雇长途汽车将廖押去江西，而不把廖押去城里，以免七战区长官部拦截。
然而当庄雇车转来时，廖已不在车中，黄鹤林诉说刚才来了一群宪兵，把廖承志抢去押入江心游艇里了。
庄祖方无奈，即电报中统局，要求立即取得蒋介石命令，将廖转押江西。果然，没几天余汉谋接到蒋介石电令，将廖交还中统。
廖承志被捕后，惊动了国共两党高层，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立即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交涉，要其放人。
周恩来、董必武还写信给与廖家有世交且当时比较同情中共方面的立法院长孙科，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出面干涉此事。
孙科接信后，于6月30日致电蒋介石，转呈周、董的来电，并未提出自己的意见，而是请蒋介石处理，但并无回音。
廖母何香凝女士，当时亦正在香港撤退内地途中，惊闻噩耗，又急又气，思前想后，只能再求助于孙科，她当即致电，以党国元老的资格要孙出面，把廖承志从特务手中救出。
就这样，廖承志被中统特务关押了三年多，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时，在中共的一再要求与坚持下，蒋介石才无可奈何地同意释放了决不低头的廖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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