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党历史上的叛徒，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上世纪30年代叛变的顾顺章，但是在40年代初，我党还有一个叫郭潜的叛徒，他的危害也决不在顾顺章之下。
郭潜当时是南方工委组织部长，被捕后仅一小时即叛变。
他的叛变，使当时南方工委所领导的赣、闽、粤北、广西、潮海、琼崖等地的地下党组织惨遭灭顶之灾。
周恩来称之为：此次损失不亚于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
郭潜是如何叛变的？最后结局如何？
郭潜，原名郭乾辉，参加革命后改名郭潜，1909年10月26日出生在广东梅县。
因其家庭殷实，并有开明之风，因此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郭潜人很聪明，他读书努力，文章写得很好，口才也不错，在同伴中颇有人缘。
1926年，身为共青团员的他被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0年代初，他被派遣回国，被安排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
1932年初，郭潜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团的成员前往湘鄂赣苏区“反右倾”。
郭潜没有多少实践经验，但纸上谈兵的功夫却是很厉害，颇受上级某些领导的赏识，于是很快就参与了湘鄂赣省委的工作，并被任命为少共临时省委的书记，并在这一年9月召开的少共湘鄂赣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正式书记。
不久，郭潜就被调回到中央苏区，担任共青团中央局宣传部长。
1934年10月，郭潜随中央红军长征。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红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成新四军。
当时中央急需在南方恢复和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于是决定抽调100位曾经在南方工作过的干部随张云逸前往南昌，郭潜自然是一位最佳的人选。
1938年1月，中央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东南分局，郭潜担任了秘书长。
不久，项英率新四军军部与东南分局撤离南昌，前往皖南，中央再三考虑将郭潜留了下来，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1939年1月16日，中央决定在重庆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包括港澳在内的整个长江以南的中共党组织活动。
1940年10月，在南方局领导下，成立了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主要负责江西、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区的党组织活动。郭潜任组织部长。
南委机关设在广东、广西、江西三省交界的大埔，郭潜担任南委组织部长后，接替他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是老共产党员谢育才。
1941年，因受叛徒出卖，谢育才及夫人孩子被捕，被关在马家洲集中营，虽受尽折磨，却坚贞不屈。
1942年4月30日夜，谢育才夫妇抓住哨兵的一个疏忽，忍痛扔下孩子越狱成功，逃出了集中营。
他们俩越狱以后，便拼着命往赣闽交界的长乐地区跑，期间花了半个月的时间，走了1000多里路，终于跑到长乐找到了长乐地区区委书记张全福，并在张全福的帮助下和南委机关保卫处的负责人刘永生见了面。
谢育才向刘永生详细报告了自己被捕、江西省委遭到破坏的情况，并通过刘永生的电台报告了南委。
几乎就在谢育才逃跑的同时，庄祖方带着颜福华与6个特务，在5月18日赶到了曲江。
因为，他们已经得知，在1942年5月初，郭潜已由广东大埔秘密来到了曲江，对外称“二叔”。
他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务必抓住郭潜。
30年代初，庄祖方在郭潜手下做过工作，他认识郭潜。
他们一行到了曲江，找到了驻粤中统特务机关，与一个叫冯琦的中统特务见面。
此人也是中共大叛徒，原名徐锡根，他同样也认识郭潜。
这些人碰到一起可谓物以类聚。他们向中统组织借了2间房当工作的密室。
冯琦、庄祖方让颜福华带着两个特务埋伏在南委机关通讯处附近，然后叫颜福华找上门去，对通讯处的交通员讲：谢育才已经到了曲江，等待与“二叔”见面。
此时，颜福华叛变的事情尚不为我党同志所知，因此工作人员让他留下联络地址，但没有对他透露“二叔”的任何消息。
几天过去了，冯琦、庄祖方等一行人就在曲江傻等，一点音讯也没有。
颜福华对庄祖方讲：“撤了吧！郭潜与谢育才约定的见面时间是5月15日，现在已过去了快10天了，“二叔”怕是不会来了。”
庄祖方回答说：“我已请示了冯主任（即冯琦），主任认为‘二叔’出来一次不容易，不会轻易放弃与谢育才见面的，再等等吧！”
庄祖方口中的“冯主任”即我党大叛徒徐锡根，此时已改名为冯琦，当时是“江西省特种工作委员会特种工作办事处“主任，所为”特种“，其工作范围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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