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廖承志住在乐昌的一条小巷子里，四周都是居民，一旦受了惊动，逃跑起来十分容易。
如果将廖承志引出来，钓他到车站再动手抓捕则方便得多。
庄祖方大喜，他亲自带着李刚等几个特务，从第七战区的余汉谋处借了辆汽车，急匆匆地开到距离将近百里外的乐昌。
当时，天已快黑，庄祖方远远地就停下了车，拿着钱与郭潜写的纸条，一个人七拐八拐地找到了一个小院。
他推门而入，天气闷热，只见廖承志正打着赤膊，躺在竹榻上纳凉。
他看了纸条，接过钱，寒暄了几句说：“那好吧，我明天一早便走。”
庄祖方出来，回到车上，一想不对，夜长梦多，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还不如即刻动手！
他自己带了个人，让李刚也带了个人，立刻下车，从巷子的两头向廖承志住的那个小院子抄了上去。
他一脚踏进小院，只见廖承志已经穿上了衣服，提了个小箱子准备出逃。
长期地下斗争的经验让廖承志变得火眼金睛，他见了庄祖方就觉得不是很顺眼，更重要的是他的住址只有南方局及南方工委的少数几个领导才晓得，如果没有出事，郭潜绝不可能派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前来送信、送钱。
但他还没来得及跑，就被庄祖方堵住了。
庄祖方一行押着廖承志赶回曲江，离城门口不远处，把车停了下来。
庄祖方心想抓住了廖承志，是天大的功劳，他不想将廖承志留在曲江，而是要将他连夜押回到江西泰和，他准备到城市租一辆长途汽车将这些人一并送回泰和再作打算。
谁想到，等他租了车出来，却见城门外只剩下李刚等人，廖承志不见了，一问才晓得，廖承志被第七战区余汉谋派来的宪兵给带走了。
这么大的功劳，怎能让别人抢走，于是，庄祖方心急火燎地赶回城，拍了个急电给冯琦。
过了许久，冯琦才回电讲：这件事已由徐恩曾面告蒋委员长。让他还是按照原定计划，带着郭潜，明天一早就赶赴大埔，抓获中共南委首脑。
几天以后，冯琦带着蒋介石的手令赶到曲江，从余汉谋的司令部将廖承志提了出来，押回到泰和关在了马家洲集中营。
在国共合作期间，廖承志的被捕引起了轩然大波，更何况他还是国民党的先哲廖仲恺先生的独生子。
据《廖承志传》中记载，在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发出了严正抗议。
为了营救廖承志，周恩来和董必武联名向与共产党关系较好的孙科发出了信件，寻求帮助。
廖承志的母亲、国民党元老何香凝还先后写信给孙科、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释放廖承志，但都未能成功。一时舆论哗然！
以后国共会谈，周恩来每次必提释放廖承志，一直到1945年重庆谈判时，máo • zhǔ • xí 还亲自向蒋介石提出要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和廖承志。
然而直到1946年1月，周恩来用在邯郸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第40军军长马法五中将交换，才将廖承志营救了出来。
而这一切的源头，都是郭潜制造出来的。
郭潜的叛变，给当时南方工委所领导的赣、闽、粤北、粤南、广西、潮海、琼崖、湘南等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造成了灭顶之灾，大批领导干部被捕，大批党员与进步群众被枪杀，这些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几乎瘫痪。
周恩来在向中央的一个报告中称：此次损失不亚于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
而郭潜却为中统破获南方工委等组织立下了大功，为此中统头目徐恩曾非常高兴，称之为是中统1931年抓获顾顺章以后最大的收获。
徐恩曾十分重视郭潜这个大叛徒的作用，他特意在中统内部成立了一个所谓“分化瓦解委员会”，由郭潜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长。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郭潜逃到tái • wān ，担任了国民党特务机关调查局的调查处长，俨然已成为国民党内一个大特务头目。
为了稳固国民党在tái • wān 的统治，蒋氏父子在tái • wān 实施戒严，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tái • wān 。
1950年春，中共tái • wān 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潜伏在国民党军队高层的吴石等被蔡孝乾出卖，惨遭杀害，中共在tái • wān 的党组织遭到灭顶之灾。
但事实上，当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党员转移到了台南偏僻的山区，他们站稳了脚跟，重组了tái • wān 省工作委员会，在高雄、新竹、苗栗等地开展活动。
郭潜获悉后，又施展在大陆的老一套手法，他精心策划，在新破获的中共地下党新竹铁路支部中，挑选了一个人重金收买，然后让他回到苗栗工作，仅与郭潜一人单线联络。
此人在苗栗站稳了脚跟，一步一步获得了新组建的中共tái • wān 省工委领导的信任。
郭潜隐忍不发，一直到1952年4月，才出动tái • wān 全省的特务，一举破获了tái • wān 的共产党地下组织。
此案被称为“重整后的tái • wān 省工作委员会案”，是国民党在tái • wān 破获的最大的一个中共地下党组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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