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义德等3人被勉强说服，痛苦地把枪和金戒指之类交给了土匪。
果然土匪没有杀他们，并每人还给他们一个金戒指，让他们作东去的路费。
王树声生得敦实剽悍，脸上点缀着许多紫红的酒刺疙瘩，绰号“绷麻子”。一般胆小的百姓见了就怕。
在向一家老乡找饭吃时，王树声因与老乡成年的儿子发生口角，被追逐，不得不撤出。
后遇开明绅士俞学仁，陪他到陕北。刚踏入陕甘宁边区地界，王树声就被几个红军便衣侦察员掀翻在地，捆了起来，押回驻地。
首长见了，命人赶紧为他们松绑。这才被证明他不是国民党马家兵的奸细。俞学仁也陪着他受了一场惊吓。
这将军之跪，并非王树声的耻辱，倒是他粗中有细，灵活决断，善於在特殊情况下保存自己的绝好例证。
不然，何以有建国以后的大将王树声？何以有大军区司令员杜义德？
抗战时期，某日，将军洗头净面，着装全新，勇进门诊部，突然对正在值班的医生杨炬说：“杨医生，我对你印象很好！”
杨炬吓了一跳，脸红耳赤，扭头躲进隔壁换药室。
将军则昂首挺胸，向后转，退出门诊室，惹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后来，将军第二次与杨炬见面，依然昂首挺胸，说：“小杨同志，请你嫁给我。”
杨炬无言默许了他。将军于是与杨炬恋爱一年，遂定终身。
王树声一生有三次“大突围”，即：浴血突出鄂豫皖、孤身突出河西走廊、胜利突出中原。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标志着鄂豫皖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此时王树声任红十一师师长。
随着红军的不断发展壮大和根据地的不断扩大，王树声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在总指挥徐向前的直接指挥下打了许多硬仗、恶仗，成为红四方面军能够独挡一面的重要将领。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连续发起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均取得重大胜利，红军总兵力扩大到了四万五千余人，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
然而，随后，红军的节节胜利却一步步地断送在时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红四方面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手中，一大批能征惯战的优秀指挥员也被这位外表“斯文”的张主席以“大肃反”的屠刀“清洗”掉了。
王树声因当时负伤四个多月，正在后方养伤，且因“很少过问政治”和“特别能打仗”的缘故，幸未被牵扯进去。
但他对张国焘的这些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理解和愤慨，但迫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形势也无能为力，他依然是一心一意地率军与敌作战。
本来部队经过七八个月的连续征战，已十分疲惫，应该抓住敌人尚未展开第四次“围剿”的间隙进行休整。
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张国焘却命令红军西出平汉路，进逼武汉。此时，敌人已调集了30万兵力开进鄂豫皖根据地，寻机“剿灭”红军主力。
没能得到休整的红军只好仓促应战。根据张国焘“进攻，进攻，再进攻”的作战指导思想，我军灵活机动的战术优长根本无法发挥，使得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
经过几次作战后，根据地不断被敌人蚕食，作战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小，最后被迫在方面军的诞生地七里坪与敌决战。
而在此期间，张国焘还以“肃反”为名杀害了许继慎等一大批他视为“异己”的优秀指挥员，使部队元气大伤。
在七里坪血战中，王树声率红七十三师与其他部队一道与敌恶战，全军以伤亡2000多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8000余人的重大胜利，但在战略上并没有达到歼敌一路之目的，根据地没能有效恢复。
红四方面军主力却在作战中受到很大损失，依然被敌军重重包围。经过数月苦战，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战越少，形势非常危急，已经没有回旋余地。
正当王树声率部与尾随而来的敌军血战之时，徐向前总指挥送来一封急信，告诉王树声方面军总部和主力已转移，要他指挥后续部队坚决抗击，掩护主力突出敌军的合围。
王树声率领红七十三师死死顶住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他适时组织部队实施反冲击，并亲自点兵组成敢死队，亲自率领突入敌阵地与敌肉搏，使进攻之敌不敢贸然出击，只好与我军暂成对峙状。
王树声的坚守保证了鄂豫皖苏区党政军高层领导“黄才畈会议”的顺利召开。这次会议作出重要决议：以少部兵力坚持根据地斗争，主力突围至平汉路以西，开辟新的根据地。
主力突围后，因王树声没有参加会议，也不知道要走向何处、要走多远，只知道向西向西。
王树声一边突围一边还要指挥所部阻击敌人。就这样，王树声第一次带着失败后难以言表的心情，离开了他的故乡和他浴血奋战过的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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