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地方的山民，生活条件艰苦，性格坚韧不拔，守土意识强，早已适应当地气候，又熟悉地形，他们穿插山地丛林之间，打不赢就跑，打游击战，神出鬼没。
而日军跑到这些地方，兵力无法展开，只能按一字长蛇阵行军，很容易被埋伏偷袭。
甚至可以说，只要有人在山上随便丢一些石头，都能消灭很多日军。在这种情况下，日军攻不下湖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还有那些所谓的“土匪”，他们虽然臭名昭著，但时值日军侵华，举国同心，虽然湘西地处偏远，但在民族危难之际，匹夫有责，他们一样同仇敌忾。
因此上，湘西男儿纷纷自告奋勇，报名参军，为国捐躯，不顾个人生死。
其中，又以湘西凤凰最为惨烈。日军侵华后，原湘军128师师长顾家齐（凤凰人)率军奔赴浙江抗日，近万人的湘西子弟几乎全军覆没。有的村寨无一人生还。
当时，由于国家兵源紧张，因为人口大省基本沦陷，所以，但凡家庭成员中，年龄合适者，两个兄弟，出一人当兵打仗，兄弟多的，仅留一个男丁守家。就这样，一场大战下来，基本上家家都要披麻戴孝！
在平原地区打仗，湘西人比较吃亏，换成在山地作战，战死这么多人，至少也能歼灭日军5000人以上，后来日军进攻湖南，湘西子弟再次集结大军北上，打得日本人落荒而逃，根本不是对手。
从此日军谈湖南色变，谈湘西而发抖，只得灰溜溜的逃回日本，有湖南人在，日本人再不敢轻举妄动！
再就是交通。
湘西作为东南地区迁往西南内陆地区的必经之地，东部、中部迁转西南的重要通道，这成为抗战大后方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而独特的力量，故在抗战时期湘西地区的陆路交通和水运交通发挥着重要作用。
湘西地区境内的沅水、澧水、酉水是历史上重要的内河航道。
其一，大通道，从长江上游四川省宜宾市至湖北省宜昌市全长1045km河段的川江航道，成为华中、华东和沿海地区通往西南地区的主要水运通道之一。
其二，小通道，从舞水、渠水、巫水至洪江、沅陵、陬溪和从溆水、辰水、舞水、酉水至沅陵、陬溪，这两条沅水流域水运路线及其重要，不可替代。
沅水从上到达永顺、古丈、泸溪、辰溪、麻阳、铜仁、洪江、云南，向下到桃源、常德、武汉、南京。
上述水路在抗战前期作用显著，但由于日军侵略加剧，大肆轰炸湘西地区码头和船只，导致抗战时期西南地区交通网络发展受阻，水运和空运难以适应战时发展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迁都重庆的老蒋，为适应战时军运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十分重视湘西地区的发展，特别是重视湘西地区作为西迁交通通道的特殊发展。
他大力支持湘西地区陆地交通的建设，湘西地区的陆地交通逐渐发展起来，突出表现是修筑了湘川公路。
湘川公路在湖南境内连接湘黔和长沅两线，在四川境内连接川黔和成渝两线，它作为华东、华中及华北通往大西南的战略要道，是沟通中原与大西南的钥匙，成为向西南大后方大规模转移人员与物质的重要陆上门户。
其实湘西人的强悍，有着深层的底蕴，那就是湘西人的文化熏陶。
湘西地区，历来就有传统文化交流的民族传统。它作为一个将巴蜀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乃至湘西地区本土文化融为一体的历史文化地区，充分利用当地特色文化资源来进行文化交流，促进当地文化发展。
湘西地区民族文化是在历史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它是巴蜀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等融合的结晶。
巴文化在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代表不同的文化指向。巴文化是指以重庆为中心包括周边地区从古至今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合。
楚文化是以江汉地区为中心，伴着原始信仰、巫术、神话发展起来的由楚人创造的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开放而多元的南国文化。
秦灭巴后，一部分巴人流入湘鄂渝黔边区，所以从事采集、农耕及渔猎相结合的巴人是最早活动于湘鄂渝黔边区的人之一。
秦朝焚书坑儒时，名叫伏胜的朝廷官员从酉水河源头而下，途径酉水龙山里耶，将国家史志及诸子百家学说带来二酉藏书洞，中原文化与湘西文化相互碰撞，形成独具特色的二酉文化。
后来巴人与蛮蜒、鸟蛮、濮僚、楚人等古代部族相互往来，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在唐宋期间逐渐形成以土家语为主体、以武陵山区为共同地域的民族共同体，即土家族。
宋元明清时期沅陵龙兴讲寺不断修缮，吸引李白、刘禹锡、王昌龄、黄庭坚、董其昌、王阳明等历史名人驻留此地参拜，留下《怀虎溪》等历史文化，在这些文化交流的影响下，湘西地区产生张名河、何重礼等名人。
除此之外，元朝至清朝，中原王朝在湘西地区实施不同的管理规定。元代在总结唐、宋两代在湘西地区推行羁縻制度的经验基础上，于湘西地区建立和发展土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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