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日军步兵后面跟随着一百多骑兵，他们声嘶力竭地狂叫向上冲，四连的轻重机枪对准敌人马队扫射。刹那时，鬼子的骑兵人仰马翻，一百多名骑兵折了一半。
日军不死心。日近中午，又从荻港调来几百名援兵，开始进攻。
当敌人爬到距我方阵地仅二三十公尺时，一排手榴弹又在敌群中爆炸，鬼子被炸得嗷嗷直叫往下滚。
此时整个阵地好似天崩地裂一般，到处是浓烟烈火，到处是吼声和鲜血。敌人的再一次猛烈攻击终于又被四连打退了。
敌人在四连阵地上接连吃亏以后，便把主攻方向转到乌龟山右侧六连的阵地。
但是，敌人的几次冲锋，都被六连官兵用手榴弹和机枪火力击退，鬼子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阵地前的小山包上，三八式步枪零乱地丢在草丛间。
当敌人主力向六连阵地攻击的同时，有股日军突然冒着我方重机枪的扫射，从营部指挥所和六连之间插进来，想迂回夹攻六连主阵地。
情况十分危急。六连机枪手章有林眼中冒出了火，胸中的热血在沸腾，他抱起机枪狠狠地扫射。枪管打红了，他的左手被烫起了血泡。就抽出洗脸毛巾缠在手上，继续射击，终于把穿插进来的敌人击退。
下午3时，鬼子的攻势大不如前了。但五团的勇士们仍士气高昂，尽管许多同志手上、脸上到处是血，还是一动不动地坚守在阵地上，严阵以待。
五团在塘口坝的浴血奋战，深深地感动了繁昌人民，他们纷纷动员起来参战支前，抬担架，送dàn • yào ，架小桥，送茶饭，就连国民党繁昌县县长也感动得亲自带人抬担架来了。
晚上七点许，黄浒方向来了一批鬼子，他们控制了附近几个小制高点。在这同时，汽艇在黄浒至塘口坝的小河里来回运送伤兵和武器。原来，鬼子兵已秘密地撤出了阵地。
塘口坝战斗就这样以敌人的惨败和五团的胜利而告终。
这次战斗，日军前后投入的总兵力2200多人，死伤400多人，川岛中佐指挥官被我击毙。缴获大量步枪、毒化筒、浮水器及各种dàn • yào 等。
塘口坝血战的胜利，伴随着战场隆隆的炮声，很快传遍了江南大地。当时，日军派遣军总司令哀鸣道：“国民党军乃是手下败将，唯共产党军乃是皇军之大敌。看来要在共产党军手中夺取繁昌城是不可能的。”
新四军《抗战报》为此发表了题为《保卫繁昌屏障皖南的伟大胜利》的社论，并通报表彰了第三支队第五团。国民党第三战区也在全军通令嘉奖五团;国民党繁昌县县长代表县政府献旗，上书“保障繁阳”四个大字。
这年，日军接连四次进犯繁昌，被我五团击溃后，于12月21日晨八时，在三山、横山桥等集结，约300余人，附炮四门，卷土重来，冒然作第五次侵犯。
我五团一部在积岩、大行冲等处给敌予严重打击，激战甚烈。
终因我五团英勇苦战，至下午3时，遂将来犯之日军击退至大小行冲、松林口一带。
次晨，该敌再度向繁昌进攻，同时铁矿山之敌亦增援500余人，占领红花山后，以一部进犯白马山，至山腰时，遭我五团各部猛烈截击，敌不支，向原路溃窜。
时峨桥、三山之敌400余人亦附重炮10余门来援，中午12时，繁昌曾一度为敌军所占。
我五团首长下令发起总攻击。赖我五团官兵奋勇冲战，机动袭击，战至下午3时半，将进犯之敌击溃，完全收复繁昌城。
此仗血战两昼一夜，日军伤亡百余人，发射炮弹600多发，消耗极大。
1940年4月，奉新四军军部命令，谭震林调到苏南，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员，负责恢复和发展东路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林欣儿插言，谭司令调东路，我们就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了。
第三支队担负的任务重，但所配备的指挥员却始终不齐全。
谭震林先是副司令员主持全面工作，1939年12月升为司令员，1940年3月底又去苏南另受重任。
此后上级没有再为三支队安排正副司令员。
参谋长赵凌波1939年5月调任军部参谋处长，直到1940年6月，林维先才接替赵凌波任三支队参谋长，但时隔一个月即1940年7月，又改任三支队挺进团团长，率队赴江北执行任务。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政治部主任胡荣一人独撑三支队局面。
1940年4月24日，日军第十五、十六、十七师团各一部计1.2万人，伪军3000人，共1.5万余人，分别从芜湖、荻港、铜陵、贵池出发，兵分三路，用骑兵开路，步炮兵协同，在飞机掩护下，向繁(昌)南(陵)泾(县)青(阳)进犯。
国民党守军闻风而逃。面对严峻的形势和穷凶极恶的敌人，胡荣①沉着冷静，运筹帷幄，组织一团、三团、五团和六团，在繁昌城、何家湾、马家坝、父子岭一带进行顽强阻击，这是皖南第一次反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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