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时，马长炎任新四军三支队五团二营副营长。
1941年1月12日下午，在东流山激战中，二营营长陈仁洪左胸负伤，棉衣被鲜血染红。
马长炎立即接过指挥权，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左肩胛骨被打穿，也负了重伤。
黄昏时，马长炎和陈仁洪被抬下阵地。
这时，团政治处副主任何志远赶来探望他们，看过伤情后，他说：团里已经接到叶军长的命令，准备在今天黄昏以后突围。
又说，你们打得很好!请放心，团里已经商量好了，准备给你们每人组织十几个小伙子，轮换抬你们一起突围。
陈仁洪和马长炎均感到不安，他们说：我们负伤以后，不能带兵打仗，已经焦急万分，如果再让同志们抬着突围，会给部队行动带来很多麻烦，我们不能再拖累部队。如果组织上相信我们，就让我们带一个卫生指导员，一个侦察班，就地隐蔽养伤，如有可能活下来，伤愈以后，待机过江，争取早日归队。
他们的请求得到了团部的批准。就这样，马长炎和陈仁洪等人便带了一些药品、粮食、食盐，挥别了正在战斗的战友们，就地隐蔽养伤。
他们风餐露宿，连续摸索了四五个晚上，走到离石井坑10公里左右的一个叫石板坑的地方。
那里是一个林密坡陡的山谷，到处生长着茂密的松树、冬青、竹子和一人高的荒草。
山顶上有敌人的哨兵，他们能听见敌人搜山的吆喝声，但敌人却看不见他们。
凭着长期游击战争的经验，他们决定在这个地方住下来。
又过了一些天，敌人不再搜山了，但是对上下山的道路仍控制得很紧。
山上没有水，生米也嚼完了。在这严酷的环境面前，为了解决吃的问题，大家就在山上挖野菜、找野果和无毒的植物充饥。
坚持到2月，敌人的封锁开始放松下来。马长炎和陈仁洪的伤势也大有好转，可以轻微活动了。
一天，他们从山坡上看见山腰里冒着一缕白烟，也可以听到狗叫的声音，晚上还可看到隐隐约约的灯光，于是判断那里肯定有人家。
马长炎和陈仁洪商量，决定到那里去看看，了解一下情况，再弄点吃的。他们走到这户老乡的门前，叫开了门。
门里走出一个30多岁的老乡。他一见到马长炎等人胳膊上的“抗敌”袖章，知道他们是新四军，就立刻把他们领进屋，把家里人都喊了出来，让妻子烧了一锅香喷喷的米饭，还给他们端来了蜜枣。
在交谈中，马长炎知道这户人家姓凤，老人家叫凤大恕，儿子叫凤志旺，会做木匠活。
于是，马长炎等便称呼老人家为凤大爷，叫他儿子为凤木匠。
凤木匠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把这里的老百姓害苦了，乡亲们说，国民党是坏人作孽，新四军是好人受难，你们总有一天要打回来。
又说，现在国民党查得很严，我家屋子后面那边山坡上就有二三十个敌人，天天在那卡路口，你们千万不要轻易下山。
当他得知马长炎、陈仁洪等人在后面山坡上露宿时，急忙说：“现在山上到处是雪，你们身上又有伤，那怎么行!我家山后有一座旧木炭窑，挡风避雨，你们可以进去住。
当晚，凤木匠就把他们带到木炭窑，还背来一大捆茅草铺在窑里，大家痛痛快快地睡了一个好觉。
从此，凤木匠经常装作上山砍柴，悄悄地来看马长炎等人，并送一些吃的东西来。
此外，凤木匠父子俩还经常下山帮他们打听消息，买米、买菜。时间一长，引起了敌人对他家的注意和怀疑。
一天晚上，马长炎和陈仁洪等人来到凤大爷家，一进屋就觉得出了事。
凤大爷告诉他们：“今天下午敌人包围了我家，问买这么多米干啥，要我们交出新四军。我坚持说不知道，被他们打掉了两颗牙齿，并且把我儿子捆走了。”
凤大爷还愤愤地说，“狗日的，越是这样凶狠，越不得人心!他们绝没有好下场!”
马长炎和陈仁洪一面安慰他一家老小，一面帮助他整理敌人搜查时翻箱倒柜时扔出的东西。
为了预防万一，马长炎和陈仁洪将部队转移了一个地方，并派人下山打听凤木匠的消息。
过了两天，他们回来说：群众告诉他们，凤木匠真是个硬汉子!敌人用绳子拴住他的两个脚拇指，反吊在屋梁上，用皮鞭抽打，叫他说出新四军到底在哪里。凤木匠只说买米是自家吃的。
敌人又将他双手的指头捆紧，顺着指缝钉进松树枝，然后抽出来，再钉进去，反复抽、钉，十指都见了骨头。凤木匠疼得昏了过去，又被他们用冷水泼醒，醒过来又昏过去……
可他始终一口咬定，什么也没有说，敌人无可奈何，只好将他放了。
凤木匠伤势稍好后，再次找到了马长炎、陈仁洪等人，说：“敌人放我回来，可能会盯梢，我看我还是带你们到山那边的一个亲戚家隐蔽一段时间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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