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昨）所以，川军参加皖南事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蒙骗的。
川军参加皖南事变，也是被胁迫的。
据在战斗中被我军俘获的国民党军队回答：“他们只说此次冲突终不能免，我们完全奉命而行，没有办法。”
在皖南事变战斗中，上官云相命令各参战部队：“总部已命令西北方面的新七师和五○军一四四师、一四五两个师，于八日确实占领茂林西北之各要点。各师要确实注意左右间的联络，夜间多派小部队不断袭击，扰乱新四军的阵地，使之疲于应付。“最后，他还严厉地说：“如果新四军从哪个师的阵地上突围逃跑了，就惟那个师师长是问。”
也有的川军将士在皖南事变战斗中主动向新四军投诚。当叶挺军长问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打新四军，他们回答：“因为新四军抗日的。我们同你们共同打过日本兵。”
在《论军事建设——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报告》一文中，陈毅曾经指出：“在这里我们要认识友军的内部，不都是顽固的。比如唐式遵、王缵绪、孙震是川军，他们从四川调出来抗战，是不愿内战的”。
这就说明，包括川军在内的地方实力派很多是不愿意参加内战的，但是在顽固派的胁迫之下又不得已而为之。
因此，可以看出，第三战区和中央军在皖南事变战斗中给川军施加了很大压力；如果川军不尽力作战，则不能自保。
当然，川军参加皖南事变，除了受到蒙蔽以及国民党嫡系的胁迫外，也包含了川军与新四军之间阶级属性的差别。
川军毕竟是旧军队，跟新四军之间还是有一些利益冲突。皖南特委的江天辉在工作报告中讲到：
“反对川军（指56军）之劫夺群众对新四军慰劳品，反对其路上拦劫新四军所动员的伕子。”
而且川军内部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再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的fǎn • dòng 思想灌输，对鼓动他们起来参加内战是起到一定影响的。
1940年8月9日，曾山《关于顽固派在皖南迫害捕杀我人员及我之对策之报告》：
“7月21日太平泾阳乡，发生一四四师特务连围捕共产党事件，区书叶明余当场被杀，同志及群众10余人被捕。”
这说明川军部分顽固分子在暗中从事破坏我党组织的活动。中间派与顽固派，随着时局和条件的变化，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首先，川军受的待遇不公正。“川军出川抗战，系大部队千里行军，面临给养、经费、交通等重重困难。每个士兵仅有粗布单衣2件，绑腿1双，单被一条，小单席1张，草鞋2双，斗笠1顶，所用步枪80%系川造，质量差”。
其装备和待遇远远不如中央军。“唐式遵在1939年被提升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其集团军总部亦兼挂副长官之招牌，但部队粮饷、械弹补给供应均差，官兵待遇远逊于蒋嫡系部队。”
再比如，“顾祝同对驻屯皖南的川军唐式遵第二十三集团军很不放心，1940年夏秋之间即将原集团军的参谋处长加以共产党的罪名枪杀，五十军军长郭勋祺因有亲共嫌疑，调离部队去重庆陆大学习，派黄埔系军官接任原集团军和五十军参谋长，掌握川军的作战指挥中枢。”
其次，军队被分化瓦解。皖南事变后，川军并没有获益，反而进一步受到削弱。
中共《皖南事变要报》记载：“一四四师与我激战一日，伤亡甚大。”
川军与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两败俱伤。在新四军部队从北向西突围过程中，设于茂林的第144师指挥所，曾被新四军部队击毁，师长唐明昭几乎被擒获。
为此，上官云相必欲将唐明昭正法，以振军心。但战区长官部因考虑到唐明昭是唐式遵的弟弟，怕惹起麻烦，仅将唐明昭撤去师长职务了事。
唐明昭被撤职后，144师也被分化瓦解。所以，川军在皖南事变中并未得到好处，反而受到打击。
驻皖南川军对蒋介石吞并异己的做法极为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军部指示七师做好川军的统战工作：
“皖南工作基本上应切实坚持完整的统一战线原则……切实研究争取国民党军队同情的工作，特别是争取川军工作。”
新四军七师皖南部队提出“争取川军，打击土顽，坚决与敌伪斗争”的口号，编印散发《告川军同胞书》，宣传团结抗日。
通过释放俘虏、建立经商关系，使双方处于休战状态。
皖江抗日根据地在皖南事变以后成立了长江游击总队。“总队的任务是做好敌伪军和团结川军的工作，使沿江一带的统战工作得到健康发展。”
曾希圣曾对皖南军部的友军工作进行评价：“有人说，皖南交朋友工作没有做，还是不对的。川军所以不能不调走，就是因为与我们有来往。”
在皖南事变以后，川军逐渐认清了蒋介石吞并异己的真实面目，一直到抗战结束，川军与新四军基本上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磨擦。
川军内部派系林立，在安徽又没有地盘，因此很软弱，没有兵员、饷源，处处要依赖于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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