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这样评价红四方面军：
就军队而言，红一方面军的各级指挥员比较“老”，从第一次反围剿开始配合，部队内部彼此配合很好，对上级战役战术意图领会好，部队撒得开收得拢，运动战远穿插很得心应手。
红四方面军指挥员普遍比较年轻，部队成长很快。
因为历史原因，在战士层面，班排层面，两军差别不大都非常勇敢。
但在营团师一级的指挥方面，四方面军的老指挥员不多了，新提拔的干部文化水平一般不高，战术素养还有待提高。
主要是掌握部队的能力和灵活运用战术的能力不如一方面军同行。
红四方面军战役战术方面，比较硬，搞远穿插不多，喜欢正面决战，喜欢收紧阵地，喜欢搞短穿插。
收紧阵地，打防守反击，是红四方面军老传统。无论在大别山打安徽军阀，还是在川陕根据地几次打四川军阀，都是如此。
最成功的就是大别山时代苏家铺战役，背水决战，先硬顶，然后突然反击，一举击溃，然后趁着敌人兵败如山倒，猛打猛追不给喘息机会，像李世民一样用兵。
军阀部队普遍特点都是程咬金三板斧，头三天战斗力比较强，然后就松了。
按照过去打法，先打三天，耗尽敌人斗志，然后用预备队夜间短穿插，猛烈反击，敌人全线动摇，然后全线出击，一举打垮敌人。
趁着敌人兵败如山倒，连续战斗，尽力扩大战果。
百丈关战役的立意也是如此。
百丈关战斗打法没有错，都是四方面军的老套路。战场狭窄也没有过多迂回空间，就是想利用川军程咬金三板斧的老传统打垮敌人，然后扩大战果，夺取川西平原上的重镇。
打了三四天，搞了几次短穿插，川军都没有崩溃，战斗意志不减，这就是敌人变了。这次的川敌已经不是过去的老朋友了。
就军队统帅而言，教训在于战略方向错了，坚持南下的路线是错误的。
“……向南走，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
6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máo • zé • dōng 、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等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从抚边赶到两河口，欢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
26日上午9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máo • zé • dōng 、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张国焘。
28日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当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
在战役上必须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7月6日，中共中央派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第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帮助传达贯彻两河口会议决定，统一战略思想。
张国焘指使中共川康省委出面，向中共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否则就“不能集中领导”，“无法顺利灭敌”。
这完全暴露了张国焘的政治野心。
他自恃第四方面军有八万之众，把一万余中央红军不放在眼里，企图先把红军的指挥权控制在手里，然后T再篡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
中共中央为团结张国焘，7月18日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为了北上，中革军委改变了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于8月3日重新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第一、四方面军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分左右两路北上：
以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máo • zé • dōng 、周恩来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
以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
到阿坝后再东进，到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肃南部进军，占领夏河、洮河流域广大地区，在洮河以东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了上述方计。
8月下旬，左右两路军通过了渺无人烟的水草地。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左路军主力到达阿坝地区。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26日，右路军进行了上包座战斗，歼灭胡宗南部5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和物资。
9月3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过，命令已进到嘎曲河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同时致电中共中央，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方针，提出“右路军乘胜回击松潘之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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