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时间里，武工队真有饥寒交迫的危机感，但大家依然斗志旺盛，深信胜利总有一天会到来。
当时群众早起到田里干活，看到武工队员面目憔悴，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心中非常不忍。
（不怕死的）群众就商议以祭祖敬神名义把一些糕点、馒头放在坟头上、土地庙里，把一些旧棉絮扔弃在野外，让武工队取用，使武工队熬过了最紧张、最艰苦的阶段。
范征夫的回忆因时隔多年，相对而言较为笼统、简要。时任茅山地委副书记的汪大铭，有写日记的习惯。
1943年2月底，汪大铭和王直（第十六旅第四十七团副政委、茅山地委副政委）奉命带领三连在丹阳、茅东、金坛日伪“清乡”区内坚持工作，领导当地潜伏力量展开反“清乡”斗争。
汪大铭是在战斗频繁、工作紧张的情况下写下这部日记的。十分难得的是，日记内容丰富，涉及行军作战、日常工作和生活等各方面。
王直晚年也写下回忆录《弯弓射日》，其中资料可与《汪大铭日记（1939～1945）》互相印证。
通过日记和回忆录，后来者可以细致考察反“清乡”时期中共干部战时的作战生活实态，从而对反“清乡”的具体情形有更为细致深入的了解。
1943年3月31日开始，汪大铭和樊玉琳（茅山保安司令部司令员）被委以重任，带领一个便衣短枪队（7人）和两个步枪班（20人）在茅东、丹阳、致和日伪“清乡”中心区坚持工作，以短小、精悍、坚强的武装力量进行反“清乡”斗争。
汪大铭是上海宝山人，1939年11月从皖南新四军军部到达苏南，至日伪“清乡”开始时已在茅山地区工作了三年多，熟悉地方工作与风土人情。
根据汪大铭同事和家人的回忆，他性格内向，为人谦虚谨慎，做事周密细致，爱读书。
樊玉琳是句容本地人。1938年陈毅率部到达茅山时，便与地方翘楚、开明知识分子樊玉琳交朋友，后动员樊玉琳加入中国共产党。
樊玉琳在当地有广泛人脉，工作能力强，成为茅山抗日根据地的核心领导人物。
日伪开始“清乡”后，茅山“清乡”区内的据点从51个增加到105个，每两三里路便有一个。新四军需要在各个据点之间穿插活动。
4月1日是日伪正式宣布“清乡”的日子。从汪大铭4月的日记可知，他率领的小分队每天都在移动，有时敌情紧迫，一天之内要转移几个地方。
整个4月，除28日因大雨无法移动外，其他晚上的宿营地点都在变化。
宿营地的频繁变化，反映了日程的紧张与环境的险恶。此时，新四军与日伪军周旋、作战，随时应对情况的变化。
有时，晚上抵达一个地方，正准备宿营，突然又枪声大作，敌人已经打到村头，汪大铭等马上向安全地带转移，抵达目的地时已至凌晨。
江南多雨，行军转移又往往在夜里进行，无形中增加很多困难。
1943年5月26日晚，汪大铭一行移往胡家寨附近，正逢大风大雨，路程虽只有二三里，但大家浑身淋得透湿。
到达目的地后，发现只有几间小茅棚可住，十余人住一小块地方，整晚没有睡好。
茅山地区是丘陵地带，为安全起见，晚上有时要进山宿营，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山路崎岖难行。
到了冬天，新四军遇到的困难更多。
1943年12月3日，汪大铭一行赶到后本湖宿营，严冬寒冷，骑着毛驴行军，双足犹如踩在水里，鼻涕流下来就结成了冰。
以上记述，可见雨中行军、夜间山路行军和严冬行军生活的艰苦。
由于“清乡”区内敌强我弱，危险无处不在，战斗随时可能打响。
1943年4月2日午夜，当时分开活动的樊玉琳找到汪大铭，说日伪军在黄昏时包围了他们的住处，他们突围而出。
汪大铭用“险极，险极”四字来形容当时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