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母是在军区大门口被拦下的。

    那天早上沈聿恒本来要送她去火车站,临时被营里叫走处理紧急训练事故,就让她自己搭后勤处的顺路车去。

    沈母拎着包袱和周玉兰走到军区大门口,哨兵伸手拦住了她。

    “同志,请出示证件和出门条。”

    沈母从兜里掏出沈聿恒给她开的出门条递过去。

    哨兵接过来看了一眼,又看了看她,目光在她胳膊上停住了。

    沈母穿了一件长袖褂子,可袖口往上蹭了一截,露出手腕上一片红点子,有的地方挠破了渗着黄水。

    哨兵皱了皱眉,又看了一眼周玉兰。周玉兰正拿手指头挠后脖颈,脖子上一道一道的红印子,头发里好像还有东西在动。

    哨兵往后退了半步,把出门条收起来:“同志,你跟我来一下。”

    沈母被带到了军区卫生所的检疫室。

    检疫员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军医,戴着白口罩白手套,拿放大镜在沈母袖口上找了一会儿,又翻了翻周玉兰的头发,脸色变了。

    “虱子,活的还挺多。”检疫员合上本子,拿起桌上的电话摇了摇“接政军区医院,我找季主任。”

    季主任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开会。她听完之后沉默了几秒,说了一句“按规定办,一定要确保消杀干净。”就把电话挂了。

    沈母和周玉兰被送进了军区后面的隔离所。

    那排土坯房在家属院最北边,紧挨着戈壁滩。平时没人去,窗户上钉着纱网,门口挂着草帘子。

    每天有卫生员来送药,六六粉兑了水,擦在身上一股刺鼻的味道。

    衣服被褥全被收走,搁在大锅里煮。

    沈母在隔离所待了六天,每天拿六六粉擦身子,擦得皮肤又干又痒,比虱子咬的还难受。

    周玉兰的头发被剪短了,剪下来的头发扔进灶膛里烧了,烧的时候噼里啪啦响,听得她直掉眼泪。

    第六天,卫生员检查了一遍,说虱子没了,卵也没有了。

    但还得观察三天,衣服被褥都要重新换过。

    沈母被关了整整九天。

    这九天里她在隔离所的土坯房里翻来覆去地想,越想越气。

    她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大的亏,被人从军区大门口拦下来进隔离所。这事儿传回沈家村,她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都是那个荣臻臻害的。

    要不是她,自己能跑这么远来遭这个罪?要不是她,自己能得虱子?那间招待所好端端的怎么就闹虱子了?一定是荣臻臻搞的鬼,那个贱蹄子,什么下作手段都使得出来。

    “不走了。”沈母突然对着周玉兰说。

    周玉兰愣了:“妈,不走?那咱住哪儿?咱们这刚染了虱子,别说荣臻臻了,聿恒也肯定不会让咱们在住院子里的。”

    “回去。那间屋子不住,找别的屋子。我是沈聿恒他娘,他不能把他娘撵到大街上睡去。”

    她带着周玉兰又回了家属院。

    这回她没去荣臻臻那边,直接去了隔壁刘婶子家,进门就往凳子上一坐,揉着胳膊上的红印子跟刘婶子诉苦,说招待所不干净,她一个老婆子遭了罪,今晚没地方睡。

    刘婶子心里头跟明镜似的,可面子上抹不开,总不能真把沈聿恒他娘赶出去。

    她在巷子口站了一会儿,正好赵婶子路过,两人嘀咕了几句。

    最后赵婶子把自己后院一间堆放杂物的耳房收拾了出来,那间屋子是放农具和干菜的,没炕,但好歹有四面墙一个屋顶。

    赵婶子给铺了张行军床,抱了床旧褥子过去,又拿艾草熏了一遍屋子。

    “将就住吧。这屋子干净得很,刚熏过,不会有虱子。”赵婶子把门带上之前,似笑非笑地看了沈母一眼。

    沈母咬咬牙住进去了。

    没虱子,可也没水没灶没茅房,夜里要解手得摸黑走到院子东头的公厕去。

    她心里憋屈得要死,可嘴上不敢再挑三拣四了。

    她怕赵婶子,那个老东西说话做事滴水不漏,她找不着缝儿叮。

    等沈聿恒知道这一切的时候,他都没有法子了。

    本来想着她们把虱子治好就送回河省,结果又给他来这么一出。

    但到底是自己老娘,只能认下了。

    荣臻臻倒是无所谓,闹去吧。

    第二天上午,沈母顶着一身红印子站在家属院巷子口乘凉。

    几个婶子端着碗在榆树底下吃早饭,看见她过来,招呼也不是不招呼也不是。沈母一屁股坐下来,撸起袖子露出胳膊上挠得一道一道的红印子,开始诉苦。

    “各位老嫂子评评理,我从河省大老远来,坐了四天车,来了连口水都没喝上。我儿媳妇连碗饭都没给我端过,我饿了三天,自己啃的干粮。那招待所还闹虱子,咬得我浑身是包,你们看看,你们看看……”

    她胳膊上确实惨不忍睹。

    几个婶子面面相觑,心说人家荣同志多好一个姑娘,怎么摊上这么个婆婆。可沈母哭得凄惨,当着面也不好说什么。

    沈母见有人听,更来劲了把裤腿也撩起来,小腿上全是红道子。她一边挠一边哭诉,声音越来越大,半个家属院都能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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